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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信息技术的伦理探究2014.10.31

信息技术的伦理探究

                -----从隐私的视角看

吴玉平

(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带给我们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隐私权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内容.信息技术不仅从内容范围上拓展了传统隐私的包含内容,它对人们隐私的侵犯以及造成的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使伦理学扩大其研究范围这使得伦理学和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的更为密切伦理学越发展现出它的实践特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对伦理和道德生活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认知渠道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关键字: 信息技术; 隐私; 伦理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种伦理困境: 信息技术在带给我们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和技术专家及社会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就伦理问题而言,近年来,对隐私的探讨持续升温,最近发生的英国“窃听门”事件更是让世界震惊,谁会想到一张百年老报竟窃听并删改13岁女孩语音信箱,且受害者人数或多达4000人。在这一事件中,信息技术无疑发挥了作用。透过信息技术对隐私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侵害,我们可以体会到对信息技术进行伦理探究的紧迫性,信息技术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其基础,这样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灾难。

信息技术视域下的隐私和隐私权概念

   对于隐私概念进行清晰界定是困难的。我们可以把隐私看作是“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all-or-nothing)的概念,即某人既全部拥有,又什么都没拥有的东西。哲学家在界定隐私时是围绕着进入(access)的概念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进入”意味着对一个人身体的亲近,或对一个人的认识。这就好像是在拔河的两个人X和Y,X希望限制Y进入X,Y希望获得进入X,双方在进行较量。双方较量的焦点是愿望、权利和责任。埃德蒙·拜恩(Edmund Borne)的观点是,将隐私比作一个空间,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拒绝个人和组织机构的涉足。那些寻求限制“进入”的人,将隐私视为环绕着他们的一个“不易接近的地带”当我们从一个试图进入某人的观点来审视隐私的时候,问题就围绕什么是隐私的,什么是公众的进行划分。正如爱德华·布斯坦指出的,越过这条线,触犯某人的隐私就是对他尊严的冒犯。

詹姆士·摩尔(James Moor)曾经对隐私进行过大量的介绍,他从信息的观点把隐私看做是许多非常重要的不得入侵、不得干涉的因素的组合。按照摩尔的说法,“当某人处于一种情境时他具有隐私,这种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情境,是某人保护自己不被他人闯入、不被他人干涉,并且不得以信息的方式进入。”ƒ在这个定义里,摩尔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情境,它可以应用于一类语境或区域.例如,情境可以是一个活动、一种关系、或者可以是计算机中“信息的存储和进入”。摩尔理论的中心是,在自然隐私和规范隐私中做出区分,以确保我们能在“有隐私”,和“有隐私权”中进行区分。相反,这一区别也可以使我们区分出“失去隐私”和“侵犯隐私”的区别。在自然隐私语境中,个人被保护以免受到他人以自然方式的进入和打扰,例如,身体的界限,某人在树林中独自散步。这时隐私可以是“失去”而不是“侵犯”,因为不存在标准、惯例、法律或伦理规则。相反,在一个标准化的隐私语境中,个人受到惯例的保护,他们涉入了某种区域或语境,这种区域或语境是需要我们采取某些惯例进行保护的。

隐私权的概念起源19世纪末期的美国。1890年,美国两位著名的法学家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迪斯教授在《哈佛法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论文,正式提出“隐私权”的概念并加以阐述。该文提到的隐私利益是指关于控制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的权利,也即“Right to be let alone,中文译为“孤独之权利,这一意义上的隐私权被称为传统隐私权。隐私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他人的隐私,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正如美国学者斯皮内洛所言:“尊重他人隐私的义务是一个自明的义务,在一般情况下,隐私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它是保护我们自由和自决的一张重要的盾牌隐私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信息隐私权”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隐私权概念的拓展而产生的一个新事物。信息隐私权是指计算机用户、网络用户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中其个人隐私信息不被侵犯的权利。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隐私权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内容,信息技术不仅从内容而且也从范围上拓展了传统隐私所包含的内容。

二、信息技术时代隐私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的挑战

   隐私具有普遍价值吗?隐私是不是相对于它的拥有者才有价值?它有内在价值吗?隐私是工具还是目的?有些非西方的国家和文化似乎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重视个人隐私的价值。艾伦·威斯汀认为,具有强烈的民主政治机构的国家,比民主性差的国家会更加重视隐私的重要性。像新加坡、中国这样的国家通常比较重视社会价值,国家的

集体目标,而忽视个人隐私的重要性。而在伊斯兰国家,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强,但他们强调的是国家的民主与安全,个人隐私仍然没有受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重视。尽管有很多国家、民族都在呼吁隐私,然而至今仍未对隐私的价值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在信息时代很难就隐私的法规和政策达成普遍的共识。

我们说幸福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是对自身爱好的渴望。相反,金钱具有工具价值, 因为它是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为数不多的人认为隐私是自身爱好的内在价值;因此我们也许会推断隐私只具有工具价值。然而,查尔斯·弗雷德认为,尽管隐私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在他看来,大部分的工具价值只对他物具有工具作用,而隐私和信任、友谊一样,对人类实现目标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弗雷德向我们证明,尽管隐私对于实现人类的目的来说是一个工具,我们仍然试图将内在价值、必要条件、工具价值同暂时的、不必要的条件进行联合,从而证明隐私也是达到其他目的的必要条件。

也许加入人类生物学的分析可以有助于解释弗雷德论述的中心问题:人类的心脏和器官都有工具价值,但二者都不是价值的内在表现。尽管器官表现的仅仅是辅助性工具价值,即使将它们移除也不会对一个人的生命存活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一个心脏,不论是某人自己的自然心脏,还是人工心脏、或移植心脏,对于一个人生命的存活就非常必要和重要了。注意,我们评价我们的心脏不仅仅因为它是某些目的的工具,如生物生存的目的,我们评价心脏,还因为没有心脏我们作为生物的生存将是难以想象的。同样, 弗雷德认为我们评价隐私,不仅仅是因为它为了实现人类的目的,有工具一样的价值, 如信任和友谊;而且因为它同心脏一样还有人类的目的,没有隐私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摩尔认为隐私本身不是一个内在价值,在他看来,隐私是安全的“核心价值”的表达。同弗雷德一样,摩尔指出为何隐私对实现目标是必要的。摩尔还进一步论证了由于信息技术越来越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因此,隐私也日益成为安全核心价值的表达。还有其他的学者认为隐私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对于个人自治非常重要。雷切尔斯认为拥有隐私可以确保我们控制有多少个人信息是我们希望公开的,有多少我们是选择保护的。因此,隐私保证的是个人间的关系,它依赖于自己希望跟大家分享多少信息。朱迪·黛丝认为因为隐私表现的像“一面盾”,它以各种形式对我们进行保护,它的价值表现在为我们提供“自由和独立”。黛丝认为失去隐私就会使我们陷入威胁和攻击,我们也会因此而恭维他人,毫无个性。

    从上述的观点可以推理出,隐私只是对个人有利的价值。然而,很多学者指出隐私还提供了社会价值。普里西拉·里根指出:“通常,我们对隐私的争论仅仅局限在如何平衡隐私对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上,并且论证的结论也往往是对社会利益的关注要高于对个人利益的关注。但是,如果隐私被理解为不仅只关注个人的利益,并且也拓宽了社会利益,那么在上述的论战中,也许个人隐私会受到更多平等关注的机会。”

    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日益频繁,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对于隐私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这样的影响毫无疑问不仅包含了个人层面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层面,而且这两者之间是交织的、难以分割。因此,信息技术视域下的隐私愈发显得重要,因为其被侵害的手段和方法日益多样,防不胜防。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赛博技术的兴起。我们知道,对于个人隐私的探讨在赛博技术产生之前就并不陌生了。在赛博技术之前,照相机、电话机都对个人隐私发起过挑战,赛博技术由于自身具有的特点无疑对隐私的保护形成了新的挑战。

通过从个人信息被收集的数量上、从个人信息被传播的速度上、从个人信息被保留的时间上、从信息被传递的种类上进行对比,我们发现:

   (1)赛博技术比之前的任何技术在进行信息的收集、存储时都有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以前,人们收集信息要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并且花费的时间多、耗费的精力大。如今,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之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对信息进行收集,避免了时空的限制,并且这些数字信息储存在电脑中占据的空间也很小。

   (2)过去,信息的传递要借助交通工具进行,如火车、汽车、飞机。现在,信息是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在高速电缆或电话线中进行交换。

   (3)过去,是采用人工方式,在纸质文件中对信息进行收集、记录、整理。为了防止纸质记录中的字迹随时代变迁而模糊,要进行定期的人工整理工作。那时信息的存储时间远不如现在久远。现在,对信息的收集、记录、整理都使用赛博技术。记录在计算机中的信息是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模糊的。

   (4)在赛博技术出现之前,人们获得他人的信息多为口述形式的、书信形式的或图片形式的。现在,在同一个时间你可以获得某人的音像信息。可见,赛博技术在信息的收集、存储、交换,从速度、时间到内容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尔·盖茨曾讲道: “虽然我很乐观,但并不意味着我不为某些事情忧虑,这些事将降临到大家的头上……数字技术的能力高、应用广,但它的这些特点将引起新的关于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及国家安全的忧虑。”著名的计算机伦理学家D..约翰逊在她的著作中也曾指出“信息社会的隐私权问题根源在于信息交换的便利程度”。

信息技术引起的隐私问题的伦理分析

    由信息技术引起的对于隐私权的侵犯主要有: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权、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和政府部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等形式。我们仅以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权为例从伦理视角进行分析。

    在消费场所,一些消费者在购买某些产品和服务时,往往需要提供一些个人资料, 这些资料常常被用收集、出售,从而造成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侵犯。使用手机的用户大都有收到手机垃圾短信的经历,这些手机垃圾短消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塞入你的手机, 从售楼、售票、售文凭、售汽车甚至售枪支器械、 毒品等等。大家都很疑惑,自己的手机号码是如何被这些广告公司掌握的呢?2008年3月15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爆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机垃圾短信制造内幕。这些垃圾信息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而被肆意贩卖的正是手机用户的个人隐私,而幕后黑手正是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分众以收集、出售公众个人信息来实现商业获利的目的。

    我们可以从康德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和社会契约论四个角度分析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出售个人信息行为的道德性。

    首先从康德主义的角度来评价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的行为。在上述案例中,信息的被采集者,同时又是垃圾短信的接收者,都是作为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达到获得利润目的的工具。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没有将信息的被采集者,接收者视为本身内在的目的, 而仅仅作为其盈利的工具,所以,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收集、出售公众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康德主义者眼中是不道德的。

从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进行功利演算的视角来看,作为信息的被采集者, 无一不在担心个人隐私的安全性,此时他们还有何幸福所言,因此,在作为被采集者的过程中,幸福感几乎为零,不幸福感总量远远大于幸福总量。所以,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的信息收集行为对信息被采集者来说是绝对错误的。假如,这些信息被采集者中有一部分人对所收到的短消息广告感兴趣,并且从中满足了个人需求,那么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出售信息被采集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对这部分个人而言是正确的。然而,手机垃圾短消息的所有接收者中,只有部分人对其内容感兴趣,当感兴趣的人数大于不感兴趣的人数时(假定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强度相同),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出售信息的行为是正确的,反之亦然。

在从规则功利主义者的角度分析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的行为之前,我们需要假设一个规则:所有的广告运营商都采用手机短消息的营销方案。一旦这个规则成为普遍规则,人们的手机将成为广告的载体,故此失去了手机作为通讯手段的属性,人们最终将会放弃使用手机,这样的后果从经济总量上进行长期的衡量,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并且,当人们得知自己的个人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被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收集到时,都会在下次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时采取防护手段,比如尽量不提供个人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这无疑将我们陷入了是否坚持“诚实”道德规则的二难境地。如果公众最终选择放弃“诚实”以保护个人隐私,那么当这种行为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信仰时,它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难以估计的。因此,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收集和出售公众个人信息的行为不论从经济效益总量上,还是从社会环境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该行为对树立诚实的个人品格和建立诚信的社会无疑是一种阻碍。

    最后,让我们从社会契约论者的角度分析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的行为。在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中,信息的被采集者并未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对该行为表示同意,因此, 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未经当事人允许就收集当事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是错误的。通常,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发送的手机垃圾短信中,一部分发布广告的商家因其宣传的内容是非法的,故其常常留下的联系方式也是“虚假”的。比如,某假文凭的广告商在垃圾短消息中提供了自己的电话联系方式。当垃圾短信的接收者按照广告商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时,通常对方都会告知“您打错了”。过不了多久,这个假文凭的广告商会以另外不同的电话号码再次联系垃圾短信的接收者。因此, 假文凭的广告商伪装自己的身份,欺骗公众,这也是不公平的。再者,在某些已经将“未经当事人允许就收集、销售个人信息的行为”视为违法行为国家,手机垃圾广告运营商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社会约定,所以,他的行为更加清晰地被视为是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功利主义者认为对隐私的侵犯弊大于利。将人类受到失去隐私的痛苦和广告商的受益进行功利演算,会发现对前者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描述的, 并且存在着潜在的危害。康德主义者认为对人的隐私权侵犯的一个很重要的弊端在于: 将人类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权利, 而被当做一个社保号码、一个号码牌、一个信用记录或一个保险记录来对待。我们将被作为数字进行收集、整理、分类、比较、交换、更新和买卖。我们将会被视为是不需要睡觉、不怕麻烦,不会生气,不犯错的数据。我们还有什么人格可言?还有什么特殊性可以为之自豪?斯皮内洛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社会里社会中,每个人所拥有的隐私正在消失”。就目前的情形来讲,切实保护好每个人的隐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社会伦理问题。

可以预见,人类在21世纪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愈加持续和深刻,伦理和道德生活也概莫能外。社会生活、道德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传统的认知渠道、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伦理学必须扩大其研究范围,即要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的更为密切,从而进一步凸显自己的“实践”特点,实践性也要求伦理学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公共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道德问题,力图引导和推动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实际上在总体趋势上是要完成对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超越。虽然说这一理论任务尚未完成,但是已经取得了一些理论突破,应用伦理学思潮的出现就是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它反对脱离现实只做空洞的逻辑推演或架空道德价值的理论倾向,主张伦理道德成为事件中的内在要素或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内在机制,而不做出旁敲侧击或“马后炮”的姿态;另一方面它又反对回避崇高,一味迎合世俗,放弃伦理学的实践精神和放下批判武器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对信息技术进行伦理探究的重要启示所在。

参考文献】 

 〔1〕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 理查德·斯皮内洛 . 世纪道德: 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 M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 9 9 9 : 1 6 8.

〔 3 〕 理查德 · A 斯皮内洛. 世 纪 道 德: 信 息 技术 的伦理方面[ M ]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 9 9 9 : 1 6 3-1 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