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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精选
略说《中共党史研究90年》的价值2014.10.31

略说《中共党史研究90年》的价值

 

于文善

 

阜阳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安徽阜阳  236041

 

摘要 中共党史研究九十年发展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90年》对此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总结,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 中共党史研究;  90年

 

中共党史研究至今已走过九十年的历程,也积累了九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中共党史研究九十年发展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无疑对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周一平教授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已出版了十余部著作,成绩可以说十分突出。但周一平教授笔耕仍旧不辍,2011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共党史研究90年》(以下简称“《90年》”)。《90年》分几个历史阶段对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每个历史阶段既有整个阶段基本情况的简介,也有对该阶段有代表性著作进行的个案研究分析,并对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是一部有新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既是中共党史学界的重要成果,也是史学史界的重要成果。以下就其价值略作论述。

一、挖掘了资料,将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端提前到1921年

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将1924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作为第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认为:“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1月……”[1]12。张静如等的说法影响了不少人,到2009年仍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于1924年,如刘国新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倘若从陈公博1924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算起,已有85年的历史可以追踪”[2]。而《90年》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不就从1921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筹备阶段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共产党筹备阶段的历史也是研究中共党史,即研究中共一大以前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的文字,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文字(该书第3页)。根据这一理论认识及发现的资料,《90年》指出,瞿秋白1921年1月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织的活动,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也有一定的研究、记述,是“一篇向苏俄共产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文章,也完全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该书第6页)。瞿秋白1921年6月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共产党筹建史多有研究,也完全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而且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该书第8页) 。1921年6月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中共产生的社会背景、基础,对五四运动以后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各地共产党筹备组织的情况均作了具体论述,成为略有体系、较全面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之一(该书第10页) 。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区和广州地区筹建史研究的第一篇文字,是地方中共党史研究中最早的专论之一(该书第13-14页)。中共一大以后,佚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约1921年下半年)是记述、研究中共一大的第一篇文章,是最早的中共党史专题史研究文章(该书第16页)。这些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关成果及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分析,显然已将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端提前到了1921年,也将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注意版本等校勘、研究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中共党内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专著。该著国内较流行的有两个公开出版的版本,一是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本,此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二是《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此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90年》校勘、分析了这两个公开出版的版本指出,前一个版本据该书的《编后记》说:“是个记录稿,曾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件核对过”。说明是以一个记录稿为主刊印的。这个版本已将错讹之处改正,文句欠通之处也顺通了,修改的痕迹较多,和报告的原貌尚有一定的距离。后一个版本据该书的《编后记》说:“原件为油印的小册子,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发现的。从内容判断,是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二六年所作报告的记录稿,文字未经处理”。说明是依据当时的油印本刊印的。这个版本较忠实于油印本。原件看不清的字、缺字用“口”表示,或注明缺几字、几句。原件的讹误仍其原样,只是随后加“[ ]”,注明正确的字。这两个版本,除了小部分文字有歧义外,语意上基本相同,只是在章节的编排上略有不同,前者第二部分为十二节,后者第二部分为十三节。实际上,前者漏略了《党的第二次大会》这一节的标题,致使第二部分只有十二节。从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看,后者版本为优(该书第20页)。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目前也可以见到两个版本,一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二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六卷本,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90年》校勘、分析了上述两个版本在正文部分个别地方的不同。如关于中共二大时党员人数的记载,前一个版本作“一九二二年六月时:上海50,长沙30,广州32,湖北20……”。后一个版本漏略了“广州32”。第五讲谈“罢工潮流”,其中有关于1918年至1924年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前一个版本有画出的指数图表,后一个版本没有画出指数图表,开了天窗。还有,前一个版本作“22年中91次罢工有50次的加资要求”,后一个版本作“二十二年中六十一次罢工有五十次的加资要求”。这里的“91次”与“六十一”次不同,需要校手稿才能定孰是孰非。此外,《90年》分析还指出,《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收入的《历史概论》,在正文前后没有来源的说明,只是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的《出版说明》中谈到:“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这大概表明《历史概论》是根据档案资料——手稿印行的,而且基本保持了原貌(该书第33页)。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长期以来因为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有的版本不署编者,很少有人知道是张闻天主编的。1986年12月,当年任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明了该书是“张闻天同志主持编写的,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3]417。从此,这本书才被认定是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张闻天写作此书的一个有力的“物证”是他写作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1933年他在江西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讲授过的稿子,1934年正式出版。1936年,张闻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经过对校两书,《90年》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实《现代革命史》的前半部分;该书第二讲《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实为《现代革命史》的后半部分。两书的很多观点、资料都是相同的,说明《现代革命史》是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完全是张闻天的研究体系、理论观点的反映(该书第69页)。《90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史著,也进行了版本的校勘、研究。如将一些著作的初版与修订版(第一版与第二版)进行校勘、研究,以论证该著作研究的进展与局限。历史文献的版本研究,是历史文献的学术研究的基础,被研究的文献的版本优劣,对于研究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的作用。《90年》作者重视被研究的文献的版本研究,反映了较高的学术素养、学术研究追求。以上这些版本等的校勘、研究,是《90年》资料工作扎实的反映,也是其研究相当深入的体现,是《90年》学术水平、学术价值的体现。

三、重视史学思想的揭示、分析

    研究史著、研究史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其史学思想,这有助于对史著、史家有本质认识。《90年》在这方面对有代表性的史著、史家都设专节进行了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和对策。如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1923年底在美国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于这篇论文前文已指出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90年》不但分析指出这篇论文不是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而且对陈公博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思想倾向加以了剖析,指出陈公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但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解决。在中共二大前后,他已在政治路线上与中共中央持反对意见,并且最后公开宣布和共产党脱离一切关系,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思想了……可见“陈公博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他的立场、观点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观察问题、研究历史,所以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些历史现象的真相,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该书第102页)。并分析了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论述的种种局限性。从而揭示了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真实面貌。

华岗于1931年出版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90年》指出华岗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90年》借助华岗的话说:“中国大革命给予革命阶级与革命政党的教训也特别重要。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需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目的”。《90年》对此进一步分析到:“华岗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研究大革命史的重要任务。他在书中对大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等的经验教训都作了专门的论述,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都进行了总结”。“他是希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希望他们能从《大革命史》中得到这方面的启迪 (该书第60-61页)。《90年》的这些论述,利于从宏观上、本质上加深对《大革命史》的认识。

2001年在李新等人主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90年》分析认为该书的史学思想之一就是写信史、写真史。为此《革命通史》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材料不足、问题没搞清楚的不写,宁可少写些事,少写些问题。二是所写的事所写的问题,都尽可能写得详尽充实,将原始材料充分摆出来,重要的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通过材料的叙述把他们展示出来,即保持原始材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不作人为的加工、取舍,从而保持所述史事的真实性。三是少论,即以述史为主,以摆史料为主,寓论于述史之中,一般不作专门篇幅的论断。所作论断一般都必须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的论断才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才是写真史必要的,否则不必作论断,而由读者自行判断。《90年》指出,这样的指导思想思想是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思想进步的反映(该书第262-263页)。这样的肯定,起了指引中共党史研究方向的作用。

   《90年》对 “文革”时期印的《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也进行了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的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而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分析,更清楚地揭示了其为“文革”服务的本质,揭示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史著作的本质,也揭示了“文革”时期为“文革”服务编写的中共党史著作、路线斗争史著作的虚假性、伪科学性及其原因。

以上都充分说明《90年》非常重视对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中史学思想的阐发与揭示,重视史著思想性的研究,这是《90年》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的反映,也是研究深入的体现,是学术水平、学术价值的体现。

四、展开了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宏观理论研究和经验教训的总结

   《90年》不仅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具体过程作了深入的论述,也从宏观上进行了理论探讨、研究。如论述了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条件、特点及发展动力等。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产生的背景、条件,《90年》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党史研究产生的前提条件、必备客观条件(该书第3页)。中共党史研究就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成熟而产生发展的(该书第1页)。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动力问题,《90年》指出:1921年产生的一些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主要是回应两种社会需求:一是向共产国际、苏俄汇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内交流情况、总结经验。这两种社会需求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革命斗争实践发展,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需求日益迫切,这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并推动着中共党史研究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该书第19页)。这样的宏观理论认识,实际上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规律的一些认识,这对于认识、论述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是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初期的中共党史研究,《90年》指出,研究开始由地下、半地下、内部的研究变成公开的研究;由规模小向规模大、较有体系发展,并开始划分历史时期,进行全史、阶段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空前壮大;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革命(该书第109-110页)。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90年》先概述其基础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投入不断增加;学术团体日益发展,学术会议频频举行;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报刊杂志竞相创办;中共党史研究人才辈出;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内地与台湾、香港的学术交流日益发展;中共党史资料建设突飞猛进等(该书第205-208页)。接着概述中共党史研究新发展的主要表现是:一、研究方法、编纂方法有长足发展。如实事求是、历史分析、客观评价成为潮流;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被逐步引入中共党史领域;各种不同体裁编纂的著作陆续出版。二、理论研究、学科组成体系建设大大发展。如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中共党史史料学学科等都开始建设。三、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范围大大扩展。四、学术价值高、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等等(该书第209-223页)。这些宏观的论述,基本上都能一语中的,都能真实反映某一个阶段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面貌。这显然是长期研究、深入研究的结晶。

经验教训总结方面,《90年》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关于资料建设,《90年》指出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发展,与资料建设的大发展密切相关。要进一步繁荣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建设还应加快步伐,这就要解决好几个问题:更快、更多地整理、出版资料;完善档案开放制度;更好地整理出版资料;抢救活史料;加强信息化建设(该书第361-382页)。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90年》提出了要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即是向人民负责,向未来负责,向世界负责,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未来的检验,世界的检验。指出,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与时效性是成正比的,时效性短的成果其价值就低,时效性长的成果其价值就高。要追求研究成果的长时效性,进行研究时就必须面向人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处理好以下一些问题: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转变、更新思维方式;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加快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要大众化等(该书第385-408页)。《90年》特别强调要发扬创新精神,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表明,只有不断创新,中共党史研究才能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拿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共党史研究才能不断繁荣。而不能创新,中共党史研究就不能发展(该书第412页)。对于中共党史创新的路径,《90年》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可以从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发明新方法、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发现、使用新资料;构建新体系;采取新视角;提出新观点;研究、解决新问题等多方面去努力(该书第413页)。《90年》也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不但指出了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学术不正之风,如失范以致违法现象(重复劳动、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抄袭等)的严重性,分析了造成这种失范、违法现象的原因,而且提出了具体解决这些问题应采取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深刻的反思,不仅反映出《90年》作者对中共党史研究事业的关心、热爱,也反映出其学识、胆量和勇气。

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宏观理论研究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研究,不可或缺,因为它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价值取向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五、史学方法可圈可点    

   《90年》作者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要求被研究的史著、史家,同时自己也在具体的研究、论述中较好地运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如《90年》分析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62年相继出版1-4卷)在史学方法上的成就时,既肯定《通史》不因人废事,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进程述史,如在论述秋收起义时,对起义的过程有较客观的记述,既写“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到湖南去领导起义,又写到起义发动时,毛泽东正从省委到起义部队中去,在路上被敌人扣留,后来虽脱险,但起义已经失败了的客观事实,即毛泽东没有赶上起义发动,起义的发动并非是毛泽东。同时也指出了《通史》的不足,如指出《通史》作者们在主观上是力求实事求是述史、论史,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受到五六十年代政治形势的影响,如平江起义不提彭德怀名字,百团大战虽记其事、但不提“百团大战”,也不提彭德怀。新中国成立初期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通史》对民主革命时期的胡风便做了否定的记述,这正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述史的反映(该书第182-184页)。再如分析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的史学价值时,既指出《三十年》奠定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分期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宣传,对《毛泽东选集》的宣传、学习,有推动作用,使中共党史研究较民主革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指出了其局限:“它‘框定’了中共党史的分期体系,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及创造性研究,使《三十年》分期体系在很长时期间里都没有被突破”(该书第135-136页)。《90年》的很多论述都能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这显然增加了《90年》的科学价值、学术价值。

《90年》中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较多。如作者分析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时,与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加以比较,指出: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的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没有进行研究,而《三十年》作了研究(该书第136页)。这么一比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研究都更深入了。再如对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作史学价值评价时,比较了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张著在论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时强调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有关,沙著尽管也论述了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些失误,但没有强调陈独秀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还是强调陈独秀个人的责任。《90年》指出:张著的论述“所以有新进展,是吸收了新公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新资料,吸取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这样的分析、评价既客观、公允,也使对张著、沙著的研究更深入了,同时也提炼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比较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准科学的研究方法,《90年》注重比较研究,自然就增加了《90年》的科学价值、学术价值。

当然《90年》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的瑕疵、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90年》对9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研究涉及的面不够宽,成果不很丰富。从研究的面上说,9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研究除了中共党史史著、史家的研究外,还应该包括党史学研究团体、机构、流派、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方法等的论述,以及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等理论的探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不仅仅包括一系列党史研究著作的出版,也包括较多的党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如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王仲清《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卢耸岗《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谢萌明《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张奇才《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等。但从《90年》涉及的面来看,上述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受到作者的关注,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从研究的成果看,9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研究涉及的成果也可以说较为丰富。作者所著《中共党史史学史》在书后“附录一”中曾列出了大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各时期、各阶段的研究论著有980多册。“附录二”中收入其中党史研究的信息量也达800余条。《90年》也辑录了1921-201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四万余字,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研究论著。但就《90年》研究的成果来说,不过数十目,有的成果探讨事无巨细,比较啰嗦,如对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研究多达20页,涉及人物介绍、出版情况、版本比较、史学思想、史学价值、史学方法等,这么事无巨细的探讨部分党史研究成果,不如多增加一些党史研究的成果内容为好。

其次,《90年》中提出的若干论点、所作的评述是否准确也值得考虑,或者说有些论点、评述只能视之为作者的一家之言。《90年》对90年来各个时期、阶段具有代表性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研究所作的评述、提出的论点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也表明作者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研究不只是人云亦云,而确有自己的看法、观点,如将中共党史研究的开端提前到1921年,注意不同版本的校勘、比较等。但对《90年》中提出的若干论点、所作的评述尚需要再思考、再评述。如《90年》在探讨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的成就时,以其论著的章节安排为例评述该著的结构体系为:“创造了这样一个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体系”(该书第64页)。这种评述有失客观、公允,不但语言表述过于独断,而且因为学界对华岗《大革命史》的研究有争议,有学者就认为华岗的研究有严重的抄袭。[4]既然学界对此研究有争议,作者就不该如此评述华岗《大革命史》的研究成就。还有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之一: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5),系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所作的中共党史报告,且篇幅不长,常识上讲,这篇党史报告研究成果价值不会特别突出。但《90年》在评述这篇党史报告研究成果价值时,也有拔高之嫌,如说蔡的报告“建立了早期中共党史研究体系”(该书第22页),“全面研究了早期中共党史”(该书第26页)。这种评述也未必客观、公允。

再如,《90年》对9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应该说比较深刻,《90年》专章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论述,涉及资料建设、发扬创新精神、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等方面,然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关注的角度并非全面。有学者主张要高度重视党史学科建设,即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如王学勤认为,“现有的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著作,由于条块分割严重,显得支离破碎,与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的有机构造要求相距甚远。或重新修订,或另起炉灶,但不管怎样,都首先必须参照传统史学史的模式,制定出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的研究体系”。[5]有学者提出必须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如张静如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依赖于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学史研究的加强。要真正搞清楚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展评论。评论工作做得好,必定会促进研究工作”。[6]郭化若等学者也对中共党史研究发展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进行了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都说明中共党史、党史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是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动力。显然,《90年》对9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仍有不足之处。

以上从正反两方面略说了《90年》研究的价值和瑕疵与缺点,尽管《90年》研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与缺点,但相信《90年》一书的出版必将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等.《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 刘国新.《中共党史研究60年》[N].社会科学报,2009-7-1B04版.

[3]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4] 王学勤.《读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之我见》[J].《革命春秋》1990年第3期.

[5] 王学勤.《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J].《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6] 王朝美等.《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反思》[J].《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作者简介:于文善(1966—),男,安徽阜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淮河流域地方史研究与教学。